一七一二年三月初，六十一岁的康熙在南苑校猎。随行的皇三子胤祉拉弓中靶，他回头半蹲拱手：“皇阿玛郑州配资服务，这箭可还合您的眼？”老人家笑而不语，只抚须点头。史书对这一次南苑行笔墨不多，可参加的几位皇子表现亮眼，足见其功底——这便是“九子夺嫡”前夕常被忽略的一幕。
要弄清康熙诸子的能耐，还得把镜头拉回十几年前。康熙十四岁亲政不久，眼见清廷尚在巩固统一，于是决意“文武并举”教养子弟。旗营骑射与四书五经被捆成一体，每日卯时喊起，未至酉时绝不收功。皇子们背诵《周易》与挽弓射柳交替进行，犯懒一次，次日加倍。硬朗作风塑造了他们的意志。
有意思的是，康熙不满足于传统八股。他请进梅文鼎、张英等名臣讲天文、历算，又让传教士南怀仁讲几何光学。这样“杂烩”课程放在当时极为超前。皇八子胤禩能算赤道半径，皇十三子胤祥会画西式地图，并非传说。知识面广，才有日后夺嫡时的手腕。
除了课堂，康熙还创造了“实习岗位”。自康熙三十九年起，他让年满十八岁的皇子值班六部，三个月为一期。户部查银，兵部点将，礼部校卷，轮着来。长子胤褆主持内务府整顿，高效收回亏空八万两；胤禛（后来的雍正）在户部核帐，提出减免直隶水灾漕银。年纪轻轻就摸过政务，沉淀了本钱。
再看雍正。雍正即位时四十五岁，亲历“手足相残”的阴影，他干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公开立储，改为“密建储位”。密建本意是防内斗，可直接副作用就是皇子从小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登顶，自然也无从下注历练。雍正四子弘历虽例外，但那是雍正亲定，其他兄弟基本被圈在王府里写字、习礼，舞刀弄枪成了表演性质。
雍正对权力分配极度谨慎，军机处、内务府、三司笔帖式，他统统抓在手心。皇子想凑近核心事务，难。整个雍正十三年，弘历仅在西苑陪读奏章，真正批红文件寥寥可数。如此环境下，个人才能很难外化，弘历之外找不到可圈可点的人选，也是情理之中。
乾隆三年秋，乾隆颁《宗室王公不入机要令》，把前朝的临时做法制度化。自此，皇族沦为象征。乾隆儿子多达十七人，幼年阶段课程并未缩水，可到了成年，满编的差事仅限宗人府、围场、敬事房，既不碰财政也不管外交。缺乏实战磨炼，才情逐渐内卷。乾隆六十岁南巡途中就叹过一句：“儿辈徒知词翰，难寄大事。”当时一旁的和珅顺势应声，这段对话被纪晓岚记进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
嘉庆与道光承平日久，却连日常监督都懈怠。鸦片、银荒、吏治三座大山压来，他们仍照祖例不让皇子插手军机。道光帝朝危机四起，长子奕纬却因沉迷藏书错过练政，终落得郁郁而终。环境愈加单一，使得才能优势退化成文字游戏。
有人爱从基因角度解释，说“良将之后不出勇儿”。但若把康熙到咸丰的皇族世系放在医学谱系里看，血缘差异并不大。真正拉开差距的，还是环境与制度。康熙时代重实践；雍正以后重防范。防范过滤了风险，也过滤了成长空间。人才不是教条里长大的，而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被逼出来的。
不得不说，康熙的“放手练兵”与雍正的“关门护犊”形成鲜明对照。前者培养了可独当一面的政治家，后者生成了温室花朵。乾隆后期奉行“家天下”原则到极致，更把这种差距固化下来。时间越久，帝王与皇子的差距越大——皇帝自己还在缅怀“玄烨家风”，儿孙们却只知皇城温度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雍正没有收紧权力，而是继续由皇子试岗走流程，大清朝后期的局面或许仍难逃外患，但内部治理至少不会手忙脚乱。然而历史没有如果，雍正的谨慎出于亲身伤痛，乾隆只在意稳固基业，嘉庆与道光因为缺乏强势助手陷入泥潭，连带造成皇族普遍平庸，这条链条再清晰不过。
回到题目，康熙诸子之所以群星璀璨，一在教育宽广，一在政务历练；雍正以后一代不如一代，则是密储政策和权力封闭推波助澜。盛世景象下看似风平浪静，实际上皇族的竞争机制早已萎缩，直到太平天国、英法联军相继敲门，才让人如梦初醒，可已无力回天。
爱新觉罗家族自此走下坡路，与其说是血脉衰微，不如说是制度自缚。时代更迭，人才需要舞台，没有舞台，再好的底子也会荒废。历史留给后人最醒目的警示，大概正在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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